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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老：老人舒心，子女放心******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姚家桥村区域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指导老人使用远程问诊智能服务终端。

谭云俸摄（人民图片）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借助网络平台和创新模式，养老服务也越来越“智能”。聚焦老人高频需求，开发智慧服务平台，守护老人生命安全；建设智慧医养平台，老人在线下单，医护上门服务；跌倒报警设备，第一时间响应老人的求助需求……中国多地积极探索新业态，开发新产品，让科技为养老服务赋能。专家认为，智慧养老产业的兴起和技术的迭代升级，让老人的生活更舒心，子女更放心。

　　一键呼叫，随叫随到

　　一个呼叫终端，一台红外感应设备，一个24小时服务平台，让越来越多老人享受到安心的居家养老服务。

　　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小小的“遥控器”成了86岁独居老人陆新皆的好帮手。陆新皆需要助餐、保洁等服务时，就按下这个“遥控器”。另一端，专属护理员黄昌丽接到系统通知，及时赶往老人家中，提供相应服务。“一键呼叫，随叫随到，真方便！”陆新皆把这个呼叫工具当成“宝”。

　　据了解，山东省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发展智慧养老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起智慧养老管理平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养老信息网，依托省级“两台一网”，市、县搭建起智慧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岚山区搭建的智慧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汇聚全区养老数据，实时分配任务订单，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助乐、助洁和助行等‘六助’服务。”岚山区民政局局长胡宾介绍。

　　在天津市河西区“一库一网一平台”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立起应急救援机制，为独居老人免费安装了京东“一键通”呼叫设备，开展“7×24小时”应急帮扶，解决辖区内老人居家安全的难题。

　　家住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的翁奶奶就是社区养老新服务“一键通”的受益者。翁奶奶家里免费安装了“一键通”呼叫设备，当有应急需求时，只要拨通“一键通”，便可以直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由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敲门小组”就会上门查看老人情况，提供帮扶。

　　足不出户，居家就医

　　“再巩固一次就差不多了，后续还要注意行动姿势，减少坐立时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果园镇卫生院院长王涌江对李剑忠说。这是他第三次到果园镇杨泗庙社区居民李剑忠家上门服务。李剑忠处于腰椎间盘间隙狭窄手术后恢复期，以前从家里去一趟镇卫生院要半小时。“多亏了智慧医养平台，现在我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就医了！”李剑忠说。

　　2021年5月，果园镇卫生院作为试点医院，上线了由湖南省卫健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移动医疗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等机构联合开发的智慧医养平台。居民在APP上下单，便可定制上门医护服务。除了手机端应用外，平台还设有电视客户端，方便不能熟练使用手机的老人操作。

　　“我们以智慧医养平台为依托，帮助65岁以上老年人及空巢老人居家养老、设置家庭病床，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个人照护、保健康复等日间服务以及定期上门查床、治疗、护理等医疗服务。”王涌江说，其实这也是把之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向定制化上门服务。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数字化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已经在很多老年人家里成功应用。老人睡在床上，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启动家庭床位语音交互系统，获得专业医疗人员的诊疗服务。目前，该项目已与全国数百位全科医生签署协议，一对一在线问诊。接线员会根据老人需求，将电话转接给相应科室的医生。该项目还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可以实时查看医生问诊记录及健康数据。

　　京东健康智慧医疗总经理胡少奇对本报记者说，京东健康通过居家适老化改造提高老年人居家安全保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异常情况，通过24小时在线医疗团队提供专业服务，协助应对老年人突发健康问题。

　　跌倒提示，就近援助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推介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14个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山西省大同市“398贴心保”榜上有名。

　　“这个小玩意儿，别看只有巴掌大，作用可不小。”87岁的大同市民龚翠兰指了指系在腰间的智能穿戴设备“398贴心保”。有一次，龚翠兰在自家小区遛弯时，一个趔趄摔倒在地，“398贴心保”立即响应——1秒自动识别跌倒，30秒救助应答，3分钟救援人员到场，11分钟救护车到场，为老人及时送医赢得宝贵的救援时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等7家机构联合发布的《老年人防跌倒联合提示》指出，跌倒是65岁以上老人因伤害致死亡的首位原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开展老年人跌倒干预和健康指导，提高老年人及其照料者预防跌倒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对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的救援、救治水平。

　　“398贴心保”智能穿戴设备，由大同398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研发，其主要功能便是防跌倒。“每秒钟可以捕捉100组人体动作数据，跌倒识别率达90%以上。”大同398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研发主管刘超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云计算技术，“398贴心保”实现了跌倒智能判断和自动报警，形成“跌倒提示—后台报警—人工确认—就近救助”的响应流程。

　　2020年8月起，大同市民政局在平城区率先试点，为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75岁以上独居及低保家庭老年人、低保家庭60岁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配用“398贴心保”。目前，大同市平城区已有1.56万多位老人用上了“398贴心保”。（人民日报记者 杨俊峰）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