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中国国内本土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且出现新变化,在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更要理性认识,坚定信心,行稳致远。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新冠疫情是对全人类的新挑战,人类必定要在摸索中寻找应对之策,此时学会运用辩证法缕析“变与不变”显得必要:既要抓住“不变”的七寸,以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牵好“变”的牛鼻子,因时因势持续优化完善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使具体实践科学、精准和有效。
资料图:图为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马铭言 摄抗击疫情,病毒在变,中外的应对也在变。新冠病毒从原始毒株,到德尔塔、奥密克戎,特点从致死率高变为致病性减弱。与病毒抗争,中国从早期深壕硬寨打响保卫战到常态化防控,继而强调“精准科学”“以快制快”。有的国家则逐渐从严阵以待,转为主动或被动“放开”,在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付出沉痛代价。
疫情三年,人们的心境在变,直观对比外国的应对情况,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与误读。加之,抗疫中的突发个案影响人们的身心。如何在变幻纷扰中继续前行?必须重新聚焦“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从全貌把握事物的总和,看到变化中的不变。
人们看到,抗击疫情三年,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没有变,行动没有变。中国始终以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为民众计、为根本计、为长远计。获得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近三年来,从整体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住院病例,远低于全球平均值,经济总体也延续恢复态势。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防疫政策科学性的真实写照。
资料图:“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在广州投入使用。郑佳玲 摄如果注意到中国“一老一小”群体数量庞大、国家人均医疗资源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等事实,再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防疫科学性的追求和部署会更客观。11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近三年来,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完善,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要以人民为中心,稳中求进,持续优化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八位专家在座谈会上发言,她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
当然,言明中国疫情防控成果的客观性、政策的科学性,回应在新一轮疫情复杂态势下人民对美好生活愈发真切、迫切的向往,还有不少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落细落实疫情防控,还有很多的事要办、路要走。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在统筹变与不变中理性认识,增强定力,以描“工笔画”的态度担负起防控责任,既不能“一放了之”,也要坚决防止“走样”和“加码”,共渡难关需要智慧和勇气,也呼唤信心与暖举。(完)
【世界说】美媒:美执法机构依赖技术导致错误抓捕 有色人种被误识可能性高于白人100倍****** 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 据美联社3日报道,日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因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导致一名乔治亚州男子被误认为是逃犯而被捕,律师表示,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数码工具使用中的种族差异的关注。 据《泰晤士—皮卡尤恩报》/《新奥尔良倡导者报》报道,28岁的黑人男子兰德尔·里德(Randall Reid)于2022年11月底在佐治亚州迪卡尔布县被捕入狱。他的律师汤米·卡洛杰罗(Tommy Calogero)说,执法部门错误地将里德与发生在杰斐逊教区和巴吞鲁日的钱包盗窃案联系起来。里德于11月25日被捕,12月1日被释放。他的被捕引起了人们对该技术新的关注,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技术导致有色人种的误认率高于白人。 “他们告诉我,我有一张杰斐逊教区的逮捕令。我说,‘杰斐逊教区是什么?’”里德说。“我从未去过路易斯安那州。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偷窃罪。但我不仅没去过路易斯安那州,也没有偷东西。” 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庭记录显示,巴吞鲁日警察局的一名探员根据杰斐逊教区警长办公室对里德的识别,得到逮捕令,指控里德是同一周另一起奢侈钱包盗窃案的三名嫌疑人之一。杰斐逊警长乔·洛平托(Joe Lopinto)办公室未对此案及该机构对面部识别的使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里德的案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地方使用面部识别工具的关注。执法部门使用面部扫描和人工智能辅助面部识别软件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与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对话交织在一起。一些研究表明,该技术更有可能错误识别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从而导致错误逮捕。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6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面部识别技术用于监控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的频率将远高于其他社区。另据华盛顿邮报此类报道,在2019年美国的一项联邦研究中被测试的几个算法的结果显示,与白人相比,误识别黑人或亚洲人面孔的可能性高达100倍。 一些人认为,面部识别技术应该只用于为警察提供线索,而不是作为唯一的证据,而且警察不应过分依赖其结果,也不应将其应用于所有低级别犯罪。还有批评人士认为,那些过分信任系统结果的官员——或者像研究人员在一些警察部门发现的证据那样,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而改变搜索图像,最终可能会把举证的责任推给无辜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被告知逮捕他们时使用了什么调查手段。 (编译:马芮 编辑:韩鹤)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