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三是马街书会正会日子,群众舞龙庆祝马街书会重启线下大型活动。 韩章云 摄
2月3日,正月十三,当日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马街书会正会日子。早上8时,赶会的民众扶老携幼如潮水般涌向马街村600亩麦田,这里历来是马街书会的主会场。还是那座笑迎八方客的击鼓说唱俑主题雕塑,还是那片开阔的青青麦田,时隔三年再次迎来天南海北的曲艺人在此说书亮艺、交流切磋、拜师收徒。
马街书会,俗称“十三马街会”,是中国民间曲艺盛会。书会期间,河南坠子、四川清音、湖北渔鼓、山东快书、凤阳花鼓、陕西快板以及大鼓书、评书、乱弹、道情等曲种应有尽有。说唱艺人们以天为幕地为台倾情献艺,观众饱眼福耳福,“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能听万卷书。”参与的艺人与观众有十数万人,热闹非凡。
观众在马街书会围观“书状元”演出。 韩章云 摄曲艺人再续前约
因疫情暂停三年的马街书会今年重启线下大型活动。从正月初七(1月28日)祭火神拉开马街书会序幕后,对戏、拜师收徒等活动陆续展开,在正月十三(2月3日)正会日达到高潮。
2月3日,在马街书会现场,刘井彩一亮嗓就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这位70岁的民间曲艺人从安徽界首远道而来,为观众表演渔鼓。铿锵的鼓点、声如洪钟的说唱,精彩之处,观众掌声、叫好声不绝。
“等了三年终于在马街书会现场开唱,高兴得很。”刘井彩告诉记者,疫情前他和同伴连续十多年来马街书会亮书献艺,也因此和许多民间曲艺人成为老朋友,今年重返马街书会,他期待见到熟识的老艺人切磋切磋技艺,再把会的曲子唱给年轻人听,希望他们能传承下去。
传承七百多年的马街书会,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曾经赶会看热闹的娃娃成为书会上亮艺献唱的主角。
宝丰马街村的孩子们在马街书会上说书亮艺。 韩章云 摄10岁的胡梦哲就是马街村人,学业之余跟着师父学了三年河南坠子,这一次她终于有机会站在马街书会现场表演,成为马街书会新生代艺人。面对层层围观的观众,她的表演落落大方,嗓音清亮、吐词清晰,受到师父和观众的夸赞。
唱河南坠子对胡梦哲来说是一件有趣又神气的事,尤其是获得观众的掌声,自豪感立马涌上心头。如今,她也有了一个宏大的梦想:“我期待将来能成为马街书会的‘书状元’,在更远、更大的舞台上唱响河南坠子。”
在马街书会主会场的东南角,两座并排排列的硕大戏棚前聚满观众,来自宝丰当地的一个豫剧团和曲剧团正在对戏,两家剧团通过精彩的表演各自吸引观众赢得掌声,最后一较胜负,这也是马街书会的经典项目。
27岁的闫启超是土生土长的宝丰人,从小就赶马街书会的他今年首次以演员的身份在马街书会上演出。一天连续唱戏四五个小时,明明是一件辛苦的差事,他却甘之如饴。
“我生长在曲艺之乡宝丰,从小耳濡目染就十分喜爱曲艺、戏曲艺术,唱戏演出也就不觉得辛苦。”闫启超也坦言在马街书会上为家乡父老演出压力很大,“只有提着劲儿好好唱,才不负老乡们的热情。”
来自安徽的曲艺团队在马街书会上献艺。 韩章云 摄今年,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也如约来到马街书会现场,给观众们带来经典评书《岳飞传》,此行她还参加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校揭牌暨说唱艺术团授旗仪式等活动。
从1981年首次参加马街书会至今,79岁的刘兰芳已赶会19次,在她心中,马街书会就是一个多年好友,正月十三回到宝丰赶会就是她和马街书会的“约定”。她也见证了马街书会从民间自发组织走向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现在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落地宝丰。
“马街书会越来越好了,路修宽了,有了‘书状元’榜,有了主题塑像,还建有中国曲艺交易中心、中华曲艺展览馆,变化很大,特别是2019年马街书会盛况空前。”刘兰芳说,延续七百年的马街书会为中国的曲艺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书会越办越好,将来通过发展曲艺小镇等文旅融合项目,马街书会也一定能为当地热爱曲艺的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
曲艺人在马街书会现场亮艺献唱。 韩章云 摄丰富多彩活动迎马街书会重启
记者了解到,今年马街书会系列活动以“书说天下唱响万家”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盛会重启。包括祭火神、对戏、收徒拜师、亮书、书状元评选、写书下乡等民俗活动,同时第五届优秀长篇大书擂台赛,马街书会《历届书状元展演》将也在麦田大舞台展现。
以天为幕地为台,马街书会期间,各路艺人在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式,扎起摊子,打起简板,拉起琴弦,这就开始了说唱。“鼓子声声走雷喧,琴声悠悠流细涓。大调坠子传神韵,唱醉听客马街前”的生动画面再次上演。
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申红霞表示,按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当地将保护好以马街书会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建设好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探索宝丰路径、作出宝丰贡献。(完)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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