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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雨后望月》：可能藏着李白的初恋故事******

　　□马睿

　　《雨后望月》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写雨后夜月升起时的景观，紧扣“望”字写明月升起时山海在月下变得光明灿烂，朦胧地透露出年轻诗人心中萌发的爱情。作者采用了拟人与夸张的手法，使诗带上了幻想的色彩，诗作字数不多但形象鲜明，对仗工整。在诗中，李白说：当四野阴云消散的时候，推开窗户，只见半轮明月升起在夜空中。万里原野弥漫着一片霜雾，浩浩的江水像一匹白练横亘在大地上。明月初升时，山中的泉眼反射出银白色的光芒。当它升高后，大海的中心呈现出一片明亮的光。可惜我像这秋天的团扇一样，彻夜不眠而长吟到凌晨。

　　壹

　　爱情萌发 用诗表达情感

　　李白是晚婚。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27岁的“大龄”青年李白，才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与前宰相许圉师的远房族孙女许氏结婚。(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古人结婚年龄比现在要早，现在30多岁还没结婚的比比皆是。而在古代，人们往往十几岁就结婚了。

　　据王溥《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记载，唐代法律有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第一次是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四日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此时的李白尚未出生；第二次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二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一年李白已35岁。

　　李白27岁才结婚，算是晚婚了。虽是晚婚，但并不代表没经历过爱情。

　　青少年时期，15岁的李白在昌隆(在今江油市)县衙当小吏，后来因为得罪了县令，辞去公职，到大匡山(在今江油市大康镇下庄坝村)读书修道。正是在大匡山中，他写下了这首《雨后望月》。

　　乍一看，这首诗似乎没什么问题，全是在写月亮如何漂亮，风景如何美丽。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可能蕴含着李白的初恋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君不见，诗的结尾处是“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问题来了，这“团扇”是什么啊？这是一种圆形的扇子。本来也没什么，夏天嘛，大家都要用它来扇风。

　　在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中，有些语言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会形成某些固定的联想。而且只有熟悉这一文化传统的人，才熟悉这一联想。西方语言符号学家将这一类词汇称为语码，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典故。团扇，就是一个文化语码。

　　汉代大诗人班婕妤(汉成帝刘骜的妃子)因被赵飞燕夺宠，遂写了一首《团扇歌》，又名《怨歌行》。诗曰：“新裂齐纨素，皎洁(一作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从这之后，历代诗人就常用团扇来暗喻爱情，尤其是用秋天的团扇暗喻失恋之人。

　　班婕妤这首诗很有名，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赞扬这首诗“词旨清捷，怨深文绮”。梁朝时，该诗还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昭明文选》。李白自幼精通《昭明文选》，必然会读到这首诗，肯定知道团扇这一典故隐含的寓意。

　　从生理学上来说，男孩一般10-13岁左右进入青春期，雄性激素分泌会明显增多。因此，李白心里萌生出对异性的爱慕、思念，进而通过诗歌来表达这份情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所以，李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诗，而是15岁的他写的一首寄托相思的情诗。

　　贰

　　夜不能寐 李白情感丰富

　　俗话说：“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李白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按理说，正该处于“睡不醒”的年龄段。但他却不睡觉，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月亮“长吟到五更”。“五更”相当于现在的凌晨3点至5点。也就是说，天都快亮了，他还睡不着觉，这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赏月吧？如果只是为了看月亮的话，也不可能看一个通宵不睡觉。很可能是李白看到月亮，想起了心中的姑娘，思念她、回忆她、眷恋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清代诗人黄景仁曾说：“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为谁”二字尤为动人心脾。李白夜不能寐必有原因，很可能是在想某个人，也可能是在想某件事。

　　李白为什么不在诗中点明失眠的原因呢？必然有无法言说的苦衷。由于史料缺失，无法考证出李白初恋的对象是谁，但能知道李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

　　如今青春期的初恋对象，一般以中学同学居多。古人不同，往往以邻居为多。

　　白居易在《感情》中的“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就是对初恋时爱慕的邻家女孩儿的回忆。因此，笔者推测，李白初恋的女孩儿，很可能就居住在大匡山周围的下庄坝、官渡、星火、因明、建兴和红光这几个村里。

　　初恋，是人生中最纯洁、最真挚的感情，不含有任何利益与杂念。这种爱慕虽是不自觉的，却是真诚的，感情色彩也是最丰富的。它不考虑家庭、财富、地位等各种社会因素，是两性间最自然的爱恋。同时，又是比较朦胧的，深受好奇心的驱使。

　　心中的秘密，我怕你知道，又怕你不知道，更怕你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我不说，你也不说，既远又近，若即若离。这种自然的爱恋流露，过了青春期就再也不会有了。正因为男女双方相爱时都不考虑家庭、财富、地位等社会因素，所以初恋的成功率很低，往往以悲剧收场。

　　叁

　　初恋难忘 直到27岁才结婚

　　在唐玄宗时期，男子一般是在15岁左右结婚，而李白27岁才和许氏在安陆结婚，由此看来，李白的这段初恋是以失败告终的。

　　至于二人分手的原因，很可能与李白的成都之行有关。据笔者推测，李白到成都后碰见苏颋，苏颋对他说：“你如果继续努力，将来能与司马相如比肩。”从此，李白便把司马相如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而司马相如的妻子是临邛(今成都邛崃市)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卓文君虽然有文采，但毕竟是商人之女。商人，在古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李白的两次正式婚姻，娶的都是宰相之孙女(许圉师、宗楚客)。所以，可能的结果是，李白从成都归来后，便暗下决心：“我李白此生，非宰相之女不娶。”遂对初恋女友日渐冷淡，继而断绝来往，彼此在经历了一番肝肠寸断之后，最终分手……不过，以上纯属臆测，并无史料佐证。

　　李白是重情之人，对初恋难以忘怀，一直不肯接受新的感情，因此从15岁一直拖到27岁，足足拖了12年，才不得不接受“分手”这个残酷的现实，和许氏结婚。

　　俗话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契可尼效应。其实，人再怎么被爱，都会挂念那些没得到的爱。影响一个人的不是到手的东西，而是求之不得的东西。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得不到”，而是“差一丁点儿得到”。

　　行文至此，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另一句诗《长相思二首(日色欲尽花含烟)》来：“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雨后望月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华西都市报》 2023年01月16日 A16)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